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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午后之内(散文)_1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6:19:09

我不否认,我是有雄心壮志的,不甘庸碌,不喜拘泥。但这一切似乎正慢慢离我远去。尤其过了不惑之年,雄心渐渐成为过去时。

偶尔,我还会有凌云的自信。这种自信,不是短暂的心灵旅程,像是长途跋涉。我的记忆对此并不想掩饰,或者省略、跳过。

我看着自己被太阳投射到地上的影子,突然想到德国的一个民间故事,一个用自己影子向魔鬼换取财富,虽然有了巨额的金银财富,但遭到了世人的痛斥与诟病,他仍然很贫穷。我的影子始终尾随着我,我也没有出卖过它。不过,这几年,影子在慢慢矮下去,有时它拖着我走,它顶着我的脚步蹒跚而行,有时我拽着它,踉踉跄跄,无论是它,还是我,都觉得力不从心。这已经是一个事实。

每个夜晚,总有许多的念想聚集在脑海里,像网一样网住了自己的睡眠。道一声晚安容易,然而,当夜已央人未眠时,万籁俱寂是一种更深的折磨。我恨不得让夜晚喧腾起来,以一种近似疯狂的自虐,抵挡来自内心的虚无。二十几年过去了,人事式微,我仍旧在无尽的等待中消耗余生。我亏待了自己的沧桑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捉漏。雨从瓦缝里渗透进来,滴滴嗒嗒,淋湿一切可淋湿到的地方,或床顶,或橱柜上。我把脸盆放在滴水的地方。屋顶跟地面有很长的距离,我必须试放几次,才能接住水滴。如果雨水猛烈,漏水的地方一多,脸盆根本不够用,桶、碗,甚至茶杯都须要用上。那时真是考验眼力与心力,你除了依据水滴的方向,还得判断水滴的声音。此刻,挣脱虚妄,如同捉漏。

我默默背诵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在水泥建筑林立的城市一隅,我想像那座飘着柳絮的茅屋,希望有一天能覆盖瓦片,阻挡风和雨。但,我已经没有砌墙添砖的力量,连置身于热闹的勇气都没有。来自于骨骼的坚韧,一点点被日渐稀少的钙质所消蚀。而我却努力天天穿高跟鞋,哪怕脚底磨出了一个个老茧,硌得脚生疼生疼,脸上仍然跟众人一样挂着精致的笑容,谁也看不到来自脚底的疼痛。

我每天修饰着文字,希冀用这种修饰的能力修改现实中的虚无。我再次像一头初出生的牛犊,一次次地搏击、跳跃、冲撞,用青春的名义抗衡来自现实的纵横。我有时清高,面对世俗的程序,我拒绝参与各种渗透着明明暗暗信息的应酬。我不屑于来自酒桌上的谄媚与奉承。我有时固执,是就是是,非就是非,对是是非非,非非是是的辩证感到鄙夷,厌恶狡猾的人际关系法则。我有时情绪化,高兴与低落,别人也清清楚楚,而自己却无法参透别人的表情,似乎明白成了我一个沟壑。

面对世俗的规则,我很清楚故乡给我的身份,逐年瘦弱、卑微,已经无法帮助我完成最初的夙愿。我当年那么嫌弃自己的故乡,努力用学业上的勤奋逃离故乡的泥土,一张录取通知书彻底把我置换成非农户口。我曾经像一个盗宝者一样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咒语。我以为自己从此可以长吟“我辈岂是蓬蒿人,仰天大笑出门去”。

其实,自己原本是一颗长在贫瘠土壤里的种子,不管移植到哪里,种子已经完成了基因的复制。而且还将继续复制,那些修改永远只是企图、徒劳。故乡就在眼前,而我却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模拟着回去的情景,一次又一次地虚构。我像一位叛逃者一样,在获得某种高额利益后希冀用悲悯的情怀冲淡来自内心的愧疚。

生计只是换成了另一种奔波,我用重复的程式化,替换故乡人庄稼地里的流汗出力。他们无限殷勤的伺弄,换来果腹之需。我之欲求,还不如他们的果腹之欲。他们只要勤劳,就不会败业。而我的败业,似乎不可避免。

我靠一次次的否定,来实现对自己的肯定。我努力对自己实行救赎,让自己在幻想的时候接受幻灭。那些储存于年轻时候的豪情,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替换成一个个碎片。只有这样,我才感觉到安全,身心淋漓酣畅。我突然心安理得地想起那些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家乡人,并与他们接近。

这次,我不想逃离。

八年前,我突然闲了起来。上班,无所事事。下班,也无所事事。饱食终日的无所事事啃噬着我的骨骼,却疼在灵魂里。

那时候,我还年轻,心有抱负,并不平庸,适应空闲成了一个问题。我苦恼极了。但没办法诊治,如同医生在病历上的病因待查,或病因不明,只能临床观察。观察期间,你还是一个病人,只不过,没办法对症下药。

办公室的门洞开着,开一整天,也不会有人进来,倒是一些喧闹的声音,夹杂着男女之间,男男之间,女女之间的寒暄、客套、招呼,其形其状,近似半失调的内分泌,有做作,有真诚,也有精致的巴结,肆无忌惮地在走廊里涌来涌去,自然也涌进我的办公室。我整天受其困扰,准确地说,是受其折磨。

干脆就关了门。

关了门,也没有人敲门。

后来,我出去开会不再锁门,也不关门,把门敞开着。办公室里最多的是书籍,如今已藏了五百册书,包括自己写的书。偶尔听到别人丢了什么,但从来没有听说过丢书。书在单位里成了最安全的东西。它们一直站在模样挺好的书柜里,如果可能,它们也许会一直站下去。而且这个可能慢慢成为一种必然。至今还没听到过有关解决书蒙尘的会议。

为了抵御这种噬人的氛围,我给自己制订了阅读计划,希望用考博的宏大目标清洗目前的失意。就像当年我勤奋学习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四个现代化,而是逃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。我似乎还有挣扎的勇气。我现在珍惜每一次的挣扎。我用挣扎来抗衡重复的空闲,自信与惆怅像帷幔一样落英纷披。

我跟念硕士时的导师要来了一张读书单。我几乎整天足不出室,关在门里阅读,恨恨地阅读,做笔记,背词条。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只是想要一个证明而已。恐惧的是我不知道向谁证明自己。没有人接手我的证明。我的努力已经在十多年前已经给了我一张回执单,从一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成为一个公务员。这个转折像恩赐一样写在了我的简历里。我之后的种种奋斗一直超越不了这件事。

很长时间我生活在这种定型的状态中。我一直隐藏着“达者兼济天下,穷者独善自身”这条古训,像一个饥饿者时不时舔一下风干的腊肉,然后虚构自己的简历。但坐在一间被自己关上门的办公室里,我突然感到虚脱,像是被人揭穿了我的虚构。我既清醒自己不愿意被理想所抛弃,可又无力反抗现实的束缚。我像一个半麻醉的人一样,有意识,但没有知觉。我毕其一生的努力,仓促之间成了泡在水里的一部分,露出的是夜晚,一个被雾霾笼罩的夜晚。而我的白天却隐藏在水底下,那里水草纵横。

一段时间,我拒绝阅读任何书,并且试图忘却曾经有关读书人生的一些经典语录。我绝情地把书全部装入一只只废旧的箱子,并且贴上厚厚的封箱纸,从外面看,似乎里面装的是廉价的小商品,或是等待处理的废物。我像干一件大事般地做完这些事。我的书柜一下子空闲了。

我让自己的内心浸淫在无边无际的苦痛中,不想自拔。像一个自虐者一样反复咀嚼痛苦,把自己推向绝境。只有绝境才让我感到一丝异常的愉快。这份异常的愉快治疗着我荒芜的空洞。我停止所有的想像,对呈现在身上的缺点有近乎厚颜无耻的愉快。我与本我同在,那个超我,次第散去。冰山渐露海面。

这个过程很漫长。我并没有想解救自己。我幸灾乐祸,我再次回到了一个庸俗不堪的人。岁月静好,万物如斯。我的生活开始进入水滴石穿的轨迹。我已经不是半麻的人。

终于,我习惯了关门。

偶尔,我会在大院南门口碰到一些人。他们被挡在门口,嚷嚷着,群情激愤,意欲进入院内。旁边站着一拨人,身穿特警的制服,在入口处站成二排,面无表情。大家互相僵持着。他们中的人每次是不一样的,有时是挽着裤腿,头戴草帽,衣服上沾着泥的农民,有时是手拿塑料板凳,手拉横幅,要求维权的城里人,也有操着外地口音,背着编织袋的外来务工人员。毫无疑问,他们是信访人员。按照程序,他们得去信访局。但,他们就愿意被堵在门口,而不想去拐个弯即到的信访局。

他们来大院,无非是希望找领导替他们作主。他们的思维是民众的思维,任何问题,领导过问了,都不是问题。至于程序,或者是法律,在他们看来都不如找领导来得直接。如果他们没有出格的举动,他们会长时间地站在门外,上午如此,下午也是如此。几个信访办的人口干舌燥地劝说着,一边亲昵地拉,或推搡,希望把他们请回到镇信访办。他们不走,信访办的人自然也不能走,陪着他们一起晒太阳,或一起淋雨。唯一不同的是,信访办的人胳膊窝下夹一只公文包。僵持,既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,也是他们诉求得到解决的一个伏笔。

上班来的人,开着车,有序地从他们身边经过,一辆接着一辆。很快,大院里停满了车辆。他们目光里交织着期待,也含着愤怒,一些不好听的话从他们嘴里出来,又很快消散在风里。

从车上下来的人,纷纷走向各自的楼层,打开属于自己的那间办公室。他们的诉求,没有影响到大院里的秩序,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依然按章办事。

看到他们,我有些不安。我不走南门,走北门。他们不知道大院还有一个北门,以为只有一个门。

我做过基层信访工作,深知个中的苦与累,以及彼此的无奈。那时推行信访包案制,一个干部包一个信访人员,负责其在重大会议期间不出城。这个包案制,从来没有在文件上看到过,但在基层执行了很多年。

我第一个包案的对象是一个姓赵的老信访人员。她是因为二十年前房子强拆而信访。当时她的房子在一所小学旁边,小学因扩建而需要她的房子拆迁。她刚开始也同意,但在赔偿款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。因调解不成,她的房子被强拆了。她由此走了漫长的信访道路。她深谙信访的规则,熟悉信访条例,在她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关于老信访户成功解决的案例,以及法律条文修改的报道。她也从不与信访人员发生任何冲突,对市里领导的情况了如指掌,甚至隐私也打听得清清楚楚。

我喊她赵阿姨,她叫我小干,看上去俩人像是村里的熟人。她心里很清楚,她的要求与眼下的拆建赔偿款距离相差也很大,但她从不改口,而且一年比一年高,说是精神损失费与物价补助费。我的劝说她根本不听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她套近乎,免得到时候找不到她。她曾给我说过,每次有重大会议,她就管不住自己的脚。上访,差不多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她也直言不讳,说,你们也只有在重大会议期间才会想起我这个老信访户。我跟她开个玩笑,说,赵阿姨,你不会是我退休了,你还在信访吧?她也不生气,笑嘻嘻地说,不解决我的问题,我不放弃信访。

后来,我跟另一个同事调换了一个信访户。这个信访户也是老信访户,我信访包案的时候,他们已经上访了八年。他们的女儿因青春期内分泌失调导致脑积水,在上海一家医院做脑部引流术后导致脑瘫,智力只有三岁,身体一直在长。官司打了,调解也调解过,与医院始终没有达成一致。我还没认识他们的时候,他们因不满社区干部对他们过度关注而引起争执,情况非常糟糕。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,墙壁上贴着一张基督教的日历,于是我跟他们谈《圣经》,由此彼此的距离小了许多。

也许我平时跟他们来往比较正常,每次他们在重要会议期间准备去上海信访前,总会打电话给我。我能做的,便是过几天去接他们回来。就在我调离原单位的时候,通过上海某法院具体负责调解的几个法官努力下,此事得到了调解。他们对调解的结果表示满意,还特意给我送了一面锦旗。我突然觉得很羞愧。那面锦旗也不知被我搁置到哪儿,至今想不起来。

我到了新单位后,曾在大院南门口看到过几张熟悉的脸孔。其中,有一个也是老信访户,经常手持白纸,上面写着一个“冤”,跪在大门口。门卫的人估计也熟悉她,一看到她来了,不停地冲她挥手,示意她不要进来。她有时高喊几句,要求领导替她作主。她一喊,几个门卫坐不住了,奔出来阻止她,想收走她手里的白纸。她便往外挪几步,然后又跪下来。她不喊,门卫也拿她没办法。

她的问题我也比较清楚。她是农嫁非,承包地跟她父亲一块儿。村里实行土地征用,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把她的地给征用了。她得知后已经过了好几年。有一次,我从外面办事回来,看到她又跪在门口。那天很炎热,又是午后,太阳毒辣辣地晒在她身上,她的脸上额上脖子里全淌着汗水,手上持着一张硬板纸,上面写着“求清官”。我不知道她已经跪了多长时间,但这样热的天气,就是十分钟也吃不消。我走过去,说,黄阿姨,别跪了,回去吧,太热了。她抬起头,一双浑浊又失去神采的眼睛盯着我,说,你认识我?我点点头。她说,他们抢我的地,我要讨个说法。我想拖她起来,她执意不肯起来,反而叮嘱我早点进去,外面热。

我下班的时候,特意去看了一下,没见到她。到现在,我也没再见过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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