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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我所经历的改革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09 17:25:58

在中国,改革没有先例,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,我亲身经历了四次改革,一次工厂企业的改革,三次是政府部门的改革,含人民武装部。

改革是个新生事物,改革在加快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同时,也有局部走了弯路的,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。

第一次改革

我从部队退役后,于1991年3月被原新疆电力工业局分配至地处天山深处阿拉沟的新疆丰收电厂(原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辖区)工作。

刚在地方参加工作一年,就亲历了地方的首次改革,也是在地方企业经历的唯一的一次改革。在当时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的新疆,企业改革真可谓是罕见的事情,更不用说是在一个军工企业集中分布的信息闭塞的阿拉沟了。

本次改革源于当时新上任了一位新疆电力工业局的苏海泉局长。据说这位局长曾担任过抚顺市的副市长,观念很新,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取得了不少政绩,尤其是在改革发展方面很有“一把刷子”。

我在原新疆丰收电厂的放映电影的礼堂,听过一次这位新任局长的讲话,他的每句讲话都掷地有声,让长年生活工作在这条信息闭塞的“沟里人”无疑是见了市面,长了见识,热血沸腾,像是人们经历了几天阴云天气之后突然看到了东方的旭日一般。

他的到来,拉开新疆电力局直属15个企业改革的大幕,当时的《新疆日报》曾以《苏旋风》为题,对其大刀阔斧倡导改革的事迹进行了大篇幅报道。另外,当时的《新疆电力报》、《工人时报》也有报道。

在他的倡导下,1993年,新疆电力工业局所属15个电力企业率先在新疆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日,员工们有了“双休日”。新疆丰收电厂每周5天的工作日,让同样地处阿拉沟的东风、星火、胜利、燎原四家军工企业,以及原南山矿区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们好不羡慕。我后来才知道,电力企业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日的作息,在整个新疆可以说提前了3年的时间,新疆南北疆各地州,乌鲁木齐市属企事业单位实行每周5天工作日作息直到1995年3月才开始。

当时改革所遵循的是“公平竞争,择优录用,能干能工”的“三改”原则,实行“三先三后”,即:先机关后基层,先科室后班组,先干部后工人,对机关科室和生产分场采取“定编、定岗、定员、定责”的形式,从而打破干部、工人身份的界限,干部岗位一律实行聘任制,并且竞争上岗;工人实行优化劳动组合,并且竞争上岗,工资分配一律实行岗位技术工资分配制度。改革中,未被组合的人员在家待业,待业期间发70%的工资,直到被组合上岗为止,待业期间也可自谋出路。

当时改革时的新名词和口号很多,但让人耳熟能详的有这么几条:“砸破三铁”,即:铁工资、铁交椅、铁饭碗;“三能”即:干部能上能下,工人能进能出,工资能升能降;“一加强”:劳动力向生产一线倾斜。

我从汽机分场从事检修,再被调到电厂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,经常参加单位改革的一些会议。别的电力企业我不知道,但我只知道新疆丰收电厂的改革可谓是“雷声大雨点小”。通过“竞争上岗”,40多名干部基本上还是原来的岗位上了岗,最大的不同是:23岁的小伙子王明惠当上了汽机分场的副主任,55岁的老职工王振良当上了厂机关企管科科长。

我的总体感觉是:实质性的东西并不多,改革后最大的变化是单位实行了“双休日”,别的仍然和以往一样按部就班,变化不大。尤其是“三能”即:“干部能上能下,工人能进能出,工资能升能降”并没有兑现。想从丰收电厂调走工作,真是很不容易,除非是在这里工作、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同志,或者是老同志的子女们,有调动到内地的,也有调动到乌鲁木齐市东南郊的原红雁池电厂,或者东北郊的苇湖梁电厂的。

原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想调我过去工作,虽然连阿拉沟都没有出,但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坚决不予放行,卡了我几年。直到乌鲁木齐市党政机关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,在“只准出不准进的”情况下,经当时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杜天庆政委的努力,由当时的乌鲁木齐军分区岳炳烈政委的协调,时任乌鲁木齐市玉素甫艾沙市长在我的档案袋上用铅笔批了“同意接受”几个字,我才异常艰难地调到原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工作,时间应该是1993年11月。

第二次改革

调原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工作满一年,刚刚和同志们熟悉了,工作也理顺了,1995年的冬天,突然接到上级通知,乌鲁木齐市“七区一县”(天山区、沙依巴克区、新市区、水磨沟区、东山区、头屯河区、南山矿区、乌鲁木齐县)人民武装部全部回归部队。

当时乌鲁木齐市“七区一县”人民武装部回归部队依据的政策是“中央八部室”的文件精神,便于“边疆地区的稳定”。

其实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乌鲁木齐市“七区一县”人民武装部本身就归军队建制,后将“七区一县”人民武装部划归各区县政府所辖,属于地方政府部门建制。这次人民武装部回归部队,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:“天下事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。

回归后的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名称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市南山区人民武装部”。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换发下来的印章上就是“南山区人民武装部”,南山矿区的“矿”字不存在了。中央军委的文件上也很明显的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市南山区人民武装部”。

“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”换发印章也是依据军委的文件,没有更改一字。我至今不清楚,是上面工作人员的疏忽?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?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在对内、外的行文上一律是“南山区人民武装部”,因为印章上就缺了个字,虽疑似错误,却没有任何人提出纠正。

原老政委杜天庆退休,原部长石生明调至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武装部任部长。回归后南山矿区武装部的部长、政委、副部长全部由当时的乌鲁木齐军分区任命,并全部着军装、佩戴军衔。回归后南山矿区武装部的第一任部长为安邦之、政委为李广印、副部长为杜占生。

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回归部队后,另开了食堂,我便不再到南山矿区政府食堂吃饭了。因为人少,食堂也小,在时间不长的时间里就换过两次地方。刚开始,食堂在原南山矿区武装部家属区的一间平房里,说是家属区,实际上是一个院子,两栋小平房,住着仅有的几户家属。后来,食堂搬到南山矿区政府的锅炉房。食堂专门安排一名名字叫秦毅的四川籍战士作炊事员。秦毅退伍后,随南山矿区政府和达坂城区的合并,他被安置到达坂城区一个部门政府工作,这是后来的事情了。

我作为地方编制留在“南山区人民武装部”工作。原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杨普选到回归后的“南山区人民武装部”检查工作,发现我对新闻报道工作比较爱好,便于1995年3月将我借调到原乌鲁木齐军分区(现乌鲁木齐警备区)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,直接受当时已经是政治部副团职干事的李新华的直接领导。

我在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工作了两年之后,我的直接领导李新华也调到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武装部当政委。时任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任开甲主任将我叫到办公室,谈了我借调军分区两年的工作情况,最直接的评价就是“工作很踏实,人也老实”,不计划再让我“再回阿拉沟人武部工作”,并且“我们别的单位给你联系不上,除了南山矿区人武部以外,乌鲁木齐市区的几个武装部还是可以的!”

于是,政治部领导委托时任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武部政委的李新华,再由李新华政委的推荐,我于1997年3月调到原新市区政府办公室从事文字秘书工作,实际上我是以调新市区人武部的名义进的新市区,是新市区人武部的人却没有在新市区人武部工作一天。

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,多少年后我才知道,我成了原新市区的“册外”人员,也就是说在调进新市区时没有经过乌鲁木齐市编委的批准,属于原新市区人事部门的“违规操作”,记得当时我找到了乌鲁木齐市编委,乌鲁木齐市编委的一个女同志说:“这是领导一句话的事情,你别找了,领导出面解决很容易的事情,你跑有什么用呢?”虽然在新世纪来临时,我的编制才随380个和我一样的人员全部解决了,但原新市区人事部门的“胡整”以及“移花接木”,也就是说将调进来人员的编制“张冠李戴”,将有编制的变成了没有编制,将没有编制但由于“关系硬”搞成了有编制的“作为”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。我想不到一个政府机关能出这样的事情!

在原新市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两年后,因为自己的“编制”问题导致了我的心情极度郁闷和不愉快,于是我就找了办公室领导,诉说文字秘书工作太累,自己爱好新闻写作,并经其协调,又调到原新市区区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

我的感觉是: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人民武装部的回归部队,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要求,也充分表明了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对边疆人民武装力量的关心和重视。

第三次改革

说起来有点想笑,我每走一处,都会遇到改革,在原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区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也一样。原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区委宣传部改革时间是2000年。

据说:这次改革是根据原新市区区委的安排,对宣传部(精神文明办公室)进行改革,其目的是以宣传部作为改革的试验点单位,改革成果向全区各基层单位延伸。

宣传部(精神文明办公室)作为龙头率先在全区进行改革试点,也表明了原新市区区委“改革不从基层开始,先从机关开刀”的决心和信心。

改革通过面试、考试、提问等程序进行。我感到纳闷的是,考试答卷却不是上岗的重要条件,提问式理论知识却占上岗分数比重甚高。

宣传部本身就没有几个人,但最终改革后的结果是:调进一男一女(男是当时三十五小学的老师郑晓龙,女是当时三工街道秀林园社区的副主任阿依夏木。当然,这两位同志都是通过考试才得以被录用的);调出三男三女(这三男分别是赵永胜、戴朝阳和我,三女是袁晓红、刘萍、何斌。袁晓红调到了妇联,刘萍调到哪里我不记得了。何斌则被调到档案局,现在她已经退休在家。

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,改革后,本身就没有几个人的宣传部(精神文明办公室)都担心自己的走留问题。和我同坐一办公室的赵永胜有点耐不住了,随手拨通了原新市区劳动人事局的电话,很直接地问自己从宣传部出来后是否还在楼里工作(原新市区政府机关办公楼)?他是担心出了办公楼工作,上下班接孩子上学不方便。人事局那边很干脆地回答:“没有出楼!”

事实上,赵永胜就是没有出楼,他被调到了科技局,科技局没有出原新市区政府机关办公楼。戴朝阳被调到了司法局,我则被调到原二工街道办事处。

在我到原二工街道办事处报到之前,原新市区劳动人事局领导还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,很客气,说:“工作调动是组织的安排,考虑到你的房子分到二工街道办事处办公楼所在的地方附近,照顾老母亲也方便些!”并且还问我:“有没有意见?”我说:“没有意见!谢谢组织的关心!”

令我感到纳闷的是:这次改革的成果始终没有在全区进行推广延伸,时至今日。

第四次改革

原新市区建设局的改革,时间为2005年6月。这次机构改革的落脚点就是在原建设局的基础上(2002年机构改革,成立了新市区建设局,挂市政市容管理局、旅游局、交通局牌子,下设党政办公室、市政规划科、园林旅游科、综合监察科,下属4个作业队(事业单位),即:园林队、市政工程队、环卫清运队、清扫队)成立市政市容绿化管理站,属新市区政府下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,隶属区建设局管理。

实际上,以前的建设局名字就叫市容局(1999年2月,新市区城建局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合并,成立新市区城市建设市容局),在改为建设局的9年之后的2011年的3月,建设局则成为建设交通局和市政市容局。建设交通局很符合现在的发展眼光,而市政市容局仍然是过去的叫法。这和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全国各地的乡改为人民公社,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将人民公社又改为乡真是有点相似。

在“建设局”时代,建设局下属市政、绿化、环卫、基建、住房保障、城市管理服务大厅几个科室和园林、清运两个作业队,职责清楚,分工明晰,工作开展也很顺利,但却要在改革中成立市政市容绿化管理站,后又成立新市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、住房保障中心,环卫设施管理站和市容卫生管理站。

改革是破除落后的、陈旧的、不适合当前形势需要与社会发展的体制,一切便于有利于工作的开展,我觉得的几中心几站就没有市政科、园林旅游科、市容环卫科、基建办、住房保障办、城市管理服务大厅适用,地方老百姓办事对于这些浅显易懂的字眼也容易接受。

地方百姓肯定不清楚,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并非都是公务员,也有三六九等之分,有行政编制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家公务员。建设局和其它部门一样,人员编制的排列依次是:行政编制干部(国家公务员),事业干部,事业工人,外聘事业干部,社会公益性岗位(党和政府为解决困难和零结业家庭而设置的工作岗位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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