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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东北】艰涩的文化传承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0-29 10:49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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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中南部的河北坝上高原,西北东三面均是内蒙古的土地,在地图上可以看到,这个县就象是一只定位销将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紧紧锁在了一起。
   康保县是一个历史底蕴非常浅的县。据《康保县志》记载,康保在民国14年即1925年3月设县,到今天也就84年,还没有茅台、张裕、王致和、张小泉这些企业的历史长。在1925年前,这里是一片大草原,元朝时代是民族战争的区地,匈奴,女真,契丹,拉锯一样撕扯着这片土地。元政府在康保南,今张北境内设立中都,这片草原也就成为蒙古铁骑进攻中原的后方根据地。到明朝,这块土地又成为明政府与北方蒙古族的战场,在明朝存续的276年中,这块土地上的战争几乎就没有间断过。这里除了征战的士兵,几乎没有多少百姓生活,康保县内的地名很能说明这一点。比如我所在的乡,就有田家营、郝家营、高家营等村名。我家在阎连山营,旁边的阎连山营盘遗址出土过元朝的镞、戈、矛等文物,是县级文物保护遗址。这多是过去的兵营营盘所在地。到清朝时,康保成为蒙古王公的属地,是相对太平的一个朝代。但好景不长,进入民国,这里又成为了战场。
   1925年康保设县,到1949年短短的24年间,康保先后被冯玉祥、伪满洲国、蒙德王的伪军政府、伪蒙古联盟自制政府、共产党、国民党先后控制,直到1949年1月康保解放,并于1952年正式划归河北省。这就是康保的历史。
   康保的居民几乎都是外地的迁移户,大多数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万全、怀安、宣化,沧州献县,山西的灵丘、左卫以及内蒙古的商都等地。这些移民都是为了生存,自发地由南向北迁移的,穷人居多。可以说,康保是河北、山西、内蒙三地在解放前穷人的聚居地,因此,缺少了一些文气,多的则是淳朴、善良和厚道。
   我就诞生在这样一块缺少文气的土地上,一个叫闫连山营的小村庄里。到今天为止,除了康保县县制的行政图外,公开发行的全国、及省级的各种地图都找不到闫连山村的位置,奇怪的是,周围比闫连山村或大或小的村庄却在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   闫连山是一个人名。据说是在1923年春夏之交,家居河北省怀安县的闫连山赶着一辆牛车,拉着全部家当和老婆孩子向北迁移,一家人出张家口市向西北一路行来,翻过野狐岭,闯过狼窝沟,进入到坝上高原的腹地,顺着张(张家口)库(库伦,今外蒙乌兰巴托)大道一边前行,一边留心观察着地理地貌,他在盘算着寻求一块可以安生立命,又能开基立业的土地。当他来到康保县城打尖的时候,店伙计告诉他,再往北走百十里,就到了满天馆了,那里是个三不管的地界儿,在大草原上随便开几亩土地,就够吃够喝了,说不定还能发财。
   闫连山听从了店伙计的建言,赶着牛车又向北行去。
   当他走到闫连山村这个地方,他停下了,这地方周匝一圈丘陵山脉,高低错落有致,一条清澈的小河,由南向北蜿蜒流淌,小河两岸芨芨草、马莲花郁郁葱葱,河潭中天鹅野鸭戏水,天空中雄鹰百灵飞翔,间或一两只黄羊、狍子疾驰而过,极目远望,碧绿的草场象天然大地毯一样平铺在这块大地上,这不就是梦中企望之地吗!
   闫连山决定就在这里扎根了。
   选择具体的住址是很重要的。闫连山离开张库大道,手提牛鞭,向东边的一道小坡走去。当他走过百十多米的小坡,到达坡顶时,眼前豁然开朗,坡的东南是十几里的一道川地,河水弯淌,草木繁茂,东南是山岗,西北是坡梁,在这里居住,即便是有大兵、土匪之类顺张库大道通行,不越过这百八十米小土坡就无法发现这里居然还住有人家。
   这个斗大的字不识一袋子的闫连山选择了终身居住地。他把目前还只有他一家人居住的地方命名叫闫连山村,把那条潺潺流水,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小河命名为照阳河,把东面一座圆形的山称作脑包山,旁边一座象倒立的铅锤一样的山叫尖尖山,东南远望象心脏的山叫心嘴山,南面有鹰群盘旋的山叫鹰盘沟山,从此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   这是一块未开垦过的处女地,当年他就开垦了十几亩,并且获得丰收。为了把事业做大,他派儿子返回怀安,呼亲邀友,两三年时间,这个村子便聚集了闫姓、康姓、乔姓等几大家怀安、万全人,闫连山村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村。
   这可以说得上是文盲建村。一批批、一家家文盲的后代,在文盲的教育下长大,又繁衍着文盲,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承继。
   网上看到一则故事,有一个大导演到西北一个贫瘠的地区拍电影,他看到一个小孩子在放羊,他与孩子有如下一段对话:
   “你在干什么呢?”
   “放羊。”
   “放羊干什么?”
   “卖钱。”
   “卖钱干什么?”
   “娶媳妇。”
   “娶媳妇干什么?”
   “生孩子。”
   “生了孩子干什么?”
   “放羊。”
   不少人以为这是杜撰,但我知道,这是真实的存在,也是我在幼年时的亲身经历。
   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历史环境下,要改变这种承继,读书就成为唯一的手段。
 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的时候,闫连山村已经有100多户人家,400多口人了,但识字的人不多,我的父亲是这不多的识字人之一。
   我们这个村子大约在北纬42。5度左右,又处在高原上,海拔约在1500米左右,年平均气温零下1-2度,无霜期只有120多天,最近几年气候变暖,无霜期也不过130天,庄稼只种一季,春种秋收,主要作物是春小麦、莜麦、土豆、胡蔴等。从每年中秋节开始到次年的清明节,这漫长的180多天时间里是天寒地冻的季节,那时夜间的平均温度都在零下25度以下,滴水成冰是毫不过分的。在这段时间里,村民们几乎没有任何工作。为了节省粮食,一过秋,人们就把一日三餐调整为一日两餐,一般是上午10点左右吃第一顿饭。饭后,生产队长会招呼社员们将农家肥拉到地里,劳动效率极低,十几个人用镐将石头一样硬的农家粪堆刨开,装到车上,运到地里,每天运三四车就不错了。到下午四点,各自回家吃第二顿饭,山东有哪些癫痫权威医院饭后便进入了沉寂,天天如此而已。
   村庄地处偏僻,文化生活极其单调,那时侯打扑克打麻将都被视为赌博,村民们几乎没有任何文化活动,随之应运而生的是“道古”,也就是说书。有一些有文化的人,大多是从南方来的,他们将《三国》、《西游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背熟,便来到各村庄,谈定一份一部书五升粮食的报酬,便在晚上为村民说书。
   人们虽然都喜欢听书,但听书要付出粮食,那时的粮食胜似金银,是极其珍贵的,于是就产生了矛盾,有的人要听书,但又不愿意出粮食,只好由组织者自己多掏一份,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就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做了。
   但文化饥渴的人们仍想听道古。
   这时我的父亲站出来了,他说:“你们要想听古就来我家,我给你们念。”
   从此,一进入冬季,我家低矮的土坯房郑州治疗小儿癫痫医院内就挤满了大人小孩,男男女女。我父亲戴上老花镜,凑在油灯下,开始给乡亲们念书。父亲小时候经常到书馆听说书,对平书这门艺术有一定的理解。有一次来了一位说书的,给大家说的是《水浒传》,这位先生将朱富叫作青眼虎,把张青称作没羽箭,父亲便知道这位先生读书不精,当场指了出来,同时还指出了他另外几处错误。老先生立即起身作揖,说道:“偏乡僻隅,隐有高人,兄弟从此不进闫连山村说书了。”父亲每当谈起这段故事都会笑起来。
   因此,父亲给大家念书,总能得到大家的好评。有的人甚至说父亲道的古不比说书先生说的差。
   当我记事的时候,正值文革开始。父亲1952年出口外时带来的《东周列国》、《三国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西汉演义》、《东汉演义》等书都在大队民兵连长的监督下烧掉了,留下的只有《铁道游击队》和《林海雪原》两部书。这两部书成了父亲念书的主要版本。
   无文化底蕴的村庄,就这样使我热衷于小说。父亲念的书我都会去读一遍。为此还受到过父亲的表扬,他说:“看闲书、识闲字、明事理,没准儿长大了还能成为一个好书匠呢。”书匠是父亲对说书先生的称谓。
   更有意思的是,当父亲有事不能为乡亲们念书时,他就会说:“让我家孩子给你们念,他现在认的字比我还多。”于是八九岁的我俨然大人一样,开始给大家念书。当然总是经常念错,比如把“咄咄逼人”念成“出出逼人”,把“临沂”念成“临斤”等等,好在听念书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是正是误。
   从那时起,我的读书生活开始了。
   1972年我小学毕业时,已经成了村里的小说迷,村子里的小说几乎让我读完了,可惜的是全村也没有多少小说。
   为了读书还闹出了不少笑话。有一次从一个初中生那里借了一本《青春之歌》,他告诉我说:“这本小说,国家禁止看,你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了,并且只借给你看一天。”为了这一天,我带了一盏自制的煤油灯,下到我家在村外打的存放土豆用的地窖里,竟然在地窖里呆了一天一夜。等到我从地窖里上来,脸和手都被熏得黑黑的,看上去就象个黑人。家里人以为我失踪了,到处寻找,当我出现在父亲面前时,得到了父亲狠狠的一脚。有趣的是,那天晚上睡觉后我没有感到屁股的疼痛,却是在不断地念叨林道静。
   我们村里有一个姓乔的老人,我是叫他作二姥爷的。乔二姥爷是怀安人,读过几天私塾,有点文化。五十年代初期,当过村支书,父亲是会计,两个所谓的“有文化”人很是惺惺相惜。乔二姥爷家里藏着一本《儒林外史》,分上下两册,竖排版,繁体字,依稀记得是中华书局出版的。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,乔二姥爷从不把这部书示人。有一天我父亲在家里与他下象棋,边下边谈起了说书的事。
   他说:“天天给人们念《铁道游击队》,村里的人都能背下来了,我看今年冬天就给大家念《三国》吧,让这些人学学关二爷。”
   父亲说:“先前是有部三国来的,可惜烧掉了。”父亲出车沉底,说道:“将你一军,死了吧?”
   乔二姥爷看了半天,哼哼着说:“不行,还真不能打你的马,悔一步,再悔一步。”说着复盘,重新考虑下一步。在这时候,父亲说:
   “你不是还藏着一套《儒林外史》么,要我说今年冬天就给大家念他吧。”
   乔二姥爷举着一枚未定的棋子诧异地看着父亲,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   父亲神秘地笑了笑,“你有《儒林外史》我知道,你还有一部《金瓶梅》我也知道。”
   乔二姥爷脸色骤变,那时谁家藏一部《金瓶梅》,一旦被发现,不进监狱也得被打成“反坏右”,是极大的一件事。
   父亲说:“早知道你们党员都敢藏几本,我也不会全烧掉了。你放心,我只和你说,不会对别人说一个字的。”
   乔二姥爷叹了口气,“《金瓶梅》也烧了,不敢留,《儒林外史》还在,但也不敢让你拿去念。”
   “唉,好好保存吧,别让耗子咬了,这书以后不会再出了。”
   “没事,我把他放在了西耳房的桃木柜子里了。”
   我被两人神秘的交谈所吸引,非常好奇这两个大人如此看重的一本书到底是什么,于是我悄悄的朝着二姥爷家溜去。
   他家平时只有老夫妇俩居住,儿女们全都另居各过,而且乔二姥爷家的西耳房是他家的储藏间,堆放着锨、镐、簸箕、筛子等农具,房间从来不上锁,只用一个铁栓闩着,只要二姥姥不在家,拿到这本书应该是轻而易举的。
   二姥姥真的不在家。正象预想的那样,顺利地翻出了用一块蓝色劳动布包裹着的书。
   上下两册,竖排版,繁体字,一看我就认定这是一部古书。我想把书带走,看完后再送回来,但又不敢带走,正在心慌意乱,进退不定的时候,乔二姥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
   “我就知道你跑这来了!”他笃定地说了一句,一把夺过了书。这时,我的父亲也来到了乔家。原来两个老头刚悔了棋,却发现我跑出了院,警惕性极高的乔二姥爷对我父亲说,“别下了,你家四小子偷我的书去了。”父亲说:“看看,输了棋就找由头┄”
   但他没再往下说,而是改口道,“快去看看吧!”两人一前一后赶到乔家,正好把我逮个正着。
   那天我确实吓坏了。父亲的家训是:“穷死不盗,饿死不偷”,只要家里多出一点他认为可疑的东西,他都会问个一清二楚。这下可好,不管我怎么讲,溜进人家的房子里,拿着人家的书,还能跑的了一个“偷”字!
   挨骂、挨打,甚至一天不让吃饭的处罚都在我的预料之中,但这丢人现眼的偷书行为一但传出去,我将被村里所有的人所唾弃,甚至会象偷生产队土豆的廉老汉一样,被压到主席台上去批斗。
  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父亲和乔二姥爷不但没有打,没有骂,还极尽温柔,先是责备我说:“想看书,找二姥爷借借么,还用得着悄悄的来拿?”,之后是夸我“好读书,懂事理,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孩子”,之后又亲切地指点我,“这书全是老字,你认不全,还是老古文,你也看不懂,等你长大了,有了学问,二姥爷就把书送给你。”更让我意外的是,二姥爷还拿了一枚咸鸡蛋给我吃,要知道,当时能吃一个咸鸡蛋,那是绝大的奖赏。最后两个老头千叮咛万嘱咐,“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讲。”
  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我到外参加了工作,有一年回家过年,又想起了那本《儒林外史》,(这时我已自己买了一本),少年时的记忆仍时时冲击着我,很想再看看这部竖排版、繁体字的书,当然还有另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,如果象当年乔二姥爷说的那样,等我长大后,他会送给我……
   父亲告诉我,乔二姥爷已经辞世,那部书落到了他的哪个孩子的手里就不知道了,不过几个孩子都住在一个村里,可以打听打听,结果是几个孩子谁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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